中央银行 比特币|以太坊未来超越比特币
返回列表
從人口結構看中國經濟中心西移
2019-02-15

人口并非經濟發展的充分條件,而是與自然資源、基礎設施(包括交通)、區位、政策等一樣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在年輕勞動力充足、經濟水平較低的情況下,非人口因素還顯得更為關鍵。但是人口這個必要條件是“活”的,可以改善其他必要條件,比如可以改善基礎設施,優化經濟結構,將“非資源”(如太陽光、氮氣)轉變為“新資源”(如太陽能、氮肥)。


隨著經濟的發展,非人口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不斷下降,比如中國的自然資源租金占GDP的比例,從1980年的19.1%降到2016年的1.1%;高鐵、高速公路、機場等的修建使得一些邊遠地區的交通和區位條件得以改善;發展模式變得越來越成熟、趨同,小灶式的經濟政策對區域經濟的影響越來越弱,比如近年各地出臺了各類區域經濟政策,雖然有一定效果,但都遠不如當初深圳那么有效了。而人口(生產、消費、創新)越來越成了影響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尤其是中國是長期低生育率,勞動力在快速減少,人口結構在快速老化,人口越來越成為區域經濟的制約因素。因此,本文聚焦于人口本身對經濟的影響,也歡迎其他學者從其他方面予以補充。

1

歷史上人口變局對中國區域經濟的影響


中原地區長期是中國的人口和經濟中心。但是西晉永嘉之亂、唐朝安史之亂、北宋靖康之難,導致中原地區人口減少,江南卻因為相對安穩而人口增長較快,精英層衣冠南渡,加上氣候因素,人口和經濟中心不斷南移。


比如說安史之亂之前,江西只占全國人口的2.8%,而到元末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卻占全國的24.7%了,成為全國的經濟、文化中心。明朝后,隨著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江西人口占全國比例降至1381年的15.0%、1542年的9.8%、1776年的6.3%、1953年的2.8%,經濟占全國比例也不斷下降。


唐宋時期,四川是中國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唐天寶元年(742年),四川人口占全國的22%。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四川人口259萬戶,占南宋的20.4%。但是宋蒙戰爭導致四川人口銳減至1282年的12萬戶,民生凋敝。明朝時期,湖廣(湖南、湖北)填四川,四川人口和經濟恢復性增長,萬歷六年(1578年)人口增至310萬人,占全國的5.1%。但是明末清初戰亂使得四川人口再次銳減,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仍不足10萬人。清朝第二次湖廣填四川,四川人口占全國比例從1685年的0.4%增加到1776年的2.9%、1820年的7.8%、1910年的12.8%,經濟占全國比例也隨之提高。


在地理大發現后,美洲高產作物導致人口爆炸,“炸”得最厲害的是英國(含愛爾蘭)和俄國。英國人口從1500年的474萬人增加到1950年的5309萬人。從英國獨立出來的美國人口更是從1776年獨立時的250萬人增加到1950年的1.52億人。18世紀60年代,英國的人口爆炸引發了工業革命,隨后傳播到歐美地區。英美兩國人口占全球比例從1500年的1.5%上升到1950年的8.1%,同期經濟占全球比例從1.6%上升到34.0%。整個西方國家的經濟占全球比例從1500年的18%上升到1820年的25%、1950年的57%。

俄國(前蘇聯)人口從1600年的2070萬人增加到1820年的5477萬人、1940年的1.99億人,占全球比例從1600年的3.7%增加到1940年的8.5%,同期經濟占全球比例從3.4%上升到9.3%,在1931年之后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中國人口在鴉片戰爭后卻增長非常緩慢,只是從1820年的3.8億人增加到1950年的5.5億人,占全球比例從1820年的37%下降到1950年的22%,同期經濟占全球比例也從33%下降到4.6%。


歐美主導的國際海運貿易給上海帶來了空前的發展機遇。年輕移民蜂擁而至上海,上海的人口從1852年的54萬人增至1949年540萬人,占全國比例從0.13%上升到0.99%。1894年上海的對外貿易占全國的53%,1936年達到60%以上;1933年上海的工業產值占全國的50%;1947年全國主要城市有工廠14076家,上海占55%。


俄國崛起后對中國東北虎視眈眈,迫使清朝政府于1860年解除對東北已經實行了200多年的“封禁”。明治維新后的日本也迅速成為工業化強國。崛起的俄國和日本給鄰近的中國東北帶來了空前的發展機遇,東北像吸水機一樣吸引著內地移民。東北人口從1871年的330萬增加到1911年的1800萬、1940年的4000萬;占全國的比例從1870年的0.9%提高到1940年的7.8%。東北成為中國最發達的地區,1943年東北煤的產量占全國49%,鋼材產量占93%,電力占78%,鐵路線占42%。



2

改革開放以來珠三角、長三角的崛起


1979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后,國際人口和經濟結構再次沖擊中國的區域經濟格局。中國的主要貿易伙伴是中國香港、日本、中國臺灣、韓國、歐盟、北美。以現值美元為標準,1980年這些地區占全球GDP的71%,主導著全球經濟和貿易格局。


1980年美國、歐盟的中位年齡只有30歲、33歲,年富力強,經濟充滿活力。日、港、臺、韓1980年的中位年齡為33歲、25歲、23歲、22歲,作為整體,經濟占世界比例從1960年的3.8%上升到1980年的11.1%、1995年的20.8%。1980年美、日、港的人均收入分別是中國大陸的65倍、48倍、29倍,這些地區的小商人到中國大陸都算是大老板。


也就是說,當1979年中國打開國門的時候,外貿、外資、技術、管理全來自東部海洋,加上海運的廉價,給中國東南沿海帶來了巨大的發展機遇。中國外貿依存度(進出口總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978年10%上升到2006年的66%。


而中西部卻因為遠程貿易所帶來的“冰山”成本,經濟落后于東部,年輕勞動力不斷涌入東南沿海,經濟中心也一再東移。廣東、江浙的經濟占全國比例從1979年的5.3%、11.6%上升到2006年的11.4%、16.1%。



比如廣東、貴州1990年的0歲-19歲人口占全國的5.84%、3.39%,而2010年的20歲-39歲人口占9.33%、2.25%,2015年的25歲-44歲人口占9.36%、2.41%;以1990年0歲-19歲人口為基準,2010年、2015年廣東流入了60%、60%,而貴州卻流失了34%、29%。


2000年的0歲-4歲兒童到2010年是10歲-14歲,1990年的45+歲(45歲及以上)人口到2010年是65+歲(65歲及以上)老人,各地占比變化很小,說明兒童和老人基本都留守原籍。



中西部勞動力的外流,導致留守老人“老無所養”、留守兒童“幼無所靠”。

3

2006年:中國經濟中心開始往西南轉移


1979年以來,中西部的經濟占全國比例不斷下滑,然后在2006年開始觸底反彈。



比如湘鄂、云貴桂、川渝、皖贛、陜甘寧的經濟占比從1979年9.3%、5.5%、7.3%、5.9%、4.5%下降到2006年的6.6%、4.8%、5.4%、4.7%、3.3%,然后回升到2017年的8.3%、5.9%、6.6%、5.6%、3.85%。


而東部的滬江浙、京津冀、廣東的經濟占比則從2006年的20.6%、10.3%、11.4%下降到2017年的19.6%、9.6%、10.5%。東北的經濟占全國比例更是從1960年的18.0%下滑到1979年的13.3%、2006年的8.5%、2017年的6.5%。



也就說,中國經濟中心在2006年開始西移,尤其是往西南移動,這是唐朝以來最大的轉向。筆者在2005年-2008年,預測了這種轉向:發達國家由于人口老化,導致經濟減速,給中國東南沿海的經貿機遇減少;中國中西部內需市場在崛起。


筆者在《社會科學論壇》2017年第12期的《中國大陸當下人口實證研究》中論證了2016年中國只有12.8億人而非13.8億人。本文假設中國停止計劃生育后,出臺鼓勵生育的政策,將生育率一直穩定在1.2(難度很大)。除中國大陸外的世界其他地區的未來生育率則按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17》的中、低方案平均。


年輕人越多,創新活力就越強,隨著中位年齡的提高,創新活力不斷減弱。日本、意大利、臺灣、韓國隨著中位年齡的提高,經濟增長率直線下降。



比如日本的中位年齡從1965年的27歲增加到1985年的35歲、2015年的46歲,五年平均GDP增長率也從1963年-1967年的9.5%降至1983年-1987年的4.2%、2013年-2017年的1.1%。



勞動力是驅動經濟的動力,老年化是經濟發展的阻力,20歲-64歲勞動力與65歲以上老人之比反映了經濟活力。日本、意大利、臺灣、韓國隨著勞動力/老人的下降,經濟增長率直線下降。



比如韓國的勞動力/老人從1990年的11.3降至2005年的7.4、2015年的5.2,五年平均GDP增長率也從1988年-1992年的9.1%降至2003年-2007年的4.5%、2013年-2017年的3.0%。



日、港、臺、韓的中位年齡從1980年的33歲、26歲、23歲、22歲增加到2015年的46歲、43歲、40歲、41歲,人口在快速老化,經濟增長率在快速下降。歐盟、美國的中位年齡也從1980年的33歲、30歲提高到2015年的43歲、38歲,經濟增速也有所下降。加上中國大陸的經濟占全球比例在提升,日、港、臺、韓作為整體,經濟占世界比例從1995年的20.8%下降到2016年的9.5%;歐盟、美國的經濟占全球比例也從2003年的60.3%下降到2016年的46.3%。


在2004年之前,與日港臺韓、歐盟、美國的貿易一直占中國大陸總外貿的70%以上。這些地區的經濟減速,使得中國的外貿依存度從2006年的66%不斷下降到2016年的37%,東南沿海的經濟優勢下降。


而隨著經濟發展,中國的人均GDP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比例,從1980年的8%,上升到2006年的27%、2016年的80%,經濟從過去的出口驅動轉變為內需驅動。而人口和消費中心仍在中西部,內需給中西部帶來了機遇。并且西部地區的生育率高于東部,人口結構年輕,勞動力相對豐沛。這些因素驅動中國經濟中心在2006年開始西移。


日本、歐盟中位年齡將增加到2030年的52歲、48歲,2050年的55歲、50歲,人口占全球比例也將下降,GDP總量占全球比例必將繼續下降,給中國的經貿機遇將繼續減少。


美國的人口結構變化相對平穩,2030年、2050年的中位年齡將只有40歲、44歲,總人口和勞動力還將繼續增長,加上研發優勢,今后經濟占世界比例將長期波動在21%-25%。但是一方面由于美國正在重振制造業、抬高市場準入門檻,一方面由于印度等國的產品開始占有美國市場,中國產品在美國市場的份額可能將下降。


而2015年東南亞的中位年齡還不到29歲,正處于迸發經濟活力的階段,加上地緣優勢,對華貿易占中國外貿的比重從2000年的8.3%上升到2016年的12.3%,很快就要超過歐盟對華貿易了。2015年南亞(包括印度)、中亞、西亞、非洲的中位年齡分別只有26歲、26歲、27歲、19歲,作為整體,經濟占世界比例從1994年的5.4%上升到2016年的11.4%,對華貿易占中國外貿比重也從2000年-2002年年均15.7%上升到2014年-2016年年均26.2%,還將快速上升。


今后幾十年東南亞、南亞、中亞和西亞將是最有經濟活力的地區,將給中國西部帶來發展機遇,推動經濟中心繼續西移。今后到這些地區的鐵路修通后,中國西部將從開放的“三線”變為“一線”。

4

從勞動力遷徙看各省的經濟前景


20歲-39歲黃金年齡勞動力是最有經濟活力的人口。東北20歲-39歲人口占全國比例從1981年的10.1%下降到2015年的7.6%,同期經濟占比也從13.1%下降到8.0%。


由于東北年輕勞動力數量在下降,人們就誤以為是人口外流。其實東北的人口流出、流入大致平衡,遼寧略有流入,黑龍江略有流出。比如,2015年黑龍江人口凈流出,但是常住人口中仍然有55萬是外省人。


很多人以為東北人口大量流往海南。但海南2015年常住人口911萬人中,外省人口只占62.5萬人,包括6.4萬東北人(集中分布在三亞)。由于三亞常住人口中有20%是外來人口,外來人口中又有22%是東北人(3.7萬人),再加上東北人明顯的體征和語言特色,這就給人一種假象:在海南的東北人很多。


廣西的勞動力流失率遠比黑龍江高,但是由于生育率較高,補充了勞動力,留在本省的20歲-39歲人口占比仍然穩中有升,經濟占比也沒有像東北那樣大幅下降。東北經濟衰退的原因當然很多,但是核心原因是他們不再“制造”東北人了,“人口制造業”的衰退,必然導致“物質制造業”的衰退。


川渝常住人口20歲-39歲人口占比的降幅比東北還大。但川渝是因為勞動力外流,而東北是因為生孩子太少。川渝外出打工的勞動力仍寄錢回家養孩子、養老人,仍在貢獻家鄉的內需和經濟。2010年筆者在西南大學演講曾判斷重慶的勞動力將開始回流,今后幾年重慶的經濟增速將領先全國。


現在果然如此。



比如1990年重慶、四川的0歲-19歲人口占全國的2.31%、6.64%,而2010年的20歲-39歲人口只占1.81%、5.37%,說明勞動力嚴重外流;但是2015年的25歲-44歲人口卻占全國的1.96%、5.43%了,有經驗、有見識、有技術的青壯年勞動力在回流。而東北既沒有人寄錢回來,也沒有人可以回流。



為什么外遷勞動力開始回流?區域發展不平衡是人口流動的動力,而區域均衡化發展是趨勢。以前倫敦、巴黎、紐約、東京的人均收入遠高于全國,吸引著人口流入。但是后面由于各地基礎設施的改善和財稅制度的傾斜,人均收入差距不斷縮小。



比如說,密西西比一直是美國最窮的州,人均收入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比例從1930年32%上升到1950年的51%、1980年的70%、2015年的72%;而紐約州卻從1930年的168%降至1950年的122%、2015年的122%。


1956年東京的人均GDP是全國的1.95倍,吸引著人口流入;1967年降至全國的1.55倍后,東京人口占全國比例開始下降。日本最窮的沖繩縣的人均GDP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比例也從1970年的41%上升到2000年的66%、2014年的71%。



深圳的人均GDP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已經是全國的5倍了,1991年更是6.5倍,廣州也是全國的3.2倍,吸引著年輕勞動力涌入廣東。上海、北京在1996年、2000年放開人口閘門時,人均GDP分別是全國的3.7倍、3.1倍。


重慶、四川、湖南、貴州、安徽、廣西等勞動力輸出地的人均GDP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比例在2005年前后觸底反彈,從2005年的81%、59%、66%、34%、57%、55%上升到2017年的103%、72%、82%、61%、71%、68%。而2017年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的人均GDP只是全國的2.1倍、2.0倍、2.5倍、3.0倍了,還將繼續下降,對外來人口的吸引力在下降。


湖南、廣西、安徽、河南、四川是主要的人口流出地,2015年光是向北京、上海、廣東這三地就分別流出了488萬、362萬、348萬、329萬、299萬人口。從25歲-44歲勞動力流失率來看,貴州、河南、安徽、廣西流失率最高,2015年分別流失了29%、21%、20%、20%,留守危機也最嚴重。但是流失率高也意味著今后人口回流勢能大。


對于人口輸出的中西部省份來說,人均GDP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意味著有后發優勢,有經濟上升的強大勢能。現在中西部的基礎設施在改善,國家也出臺了扶貧政策,將增強經濟造血能力,拉動內需,區域發展差距將繼續縮小。考慮到路費和骨肉分離的精神成本等,外遷勞動力部分會帶著技術、資金回流,將迎來一波勞動力紅利,像前些年重慶那樣促進當地經濟發展。而勞動力流入地(珠三角、長三角、北京、天津)的經濟占全國比例將下降。


東北由于人口老化,經濟活力減弱,人均GDP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比例不斷下降。1960年東北的人均GDP是全國的2.1倍,1980年還是1.5倍,而2015年降至全國平均水平,2017年只是全國的82%了。人口外移的勢能加大。

5

從人口結構看各省的經濟前景


近期的經濟看人口遷徙,長期的經濟看人口生產(生育率)。將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四次人口普查的生育率平均可以發現,東北、北京、天津、長三角最低,西部地區最高。生育率的差別也導致年齡結構的差異和經濟活力的差異,東北的中位年齡最大,經濟率先衰落。西部地區中位年齡小,經濟潛力大。


北京、上海由于吸引了外來年輕人口,2015年常住人口的中位年齡只有38歲、40歲,但是戶籍人口的中位年齡高達44歲、50歲,比東北還要高;如果沒有外來年輕勞動力,經濟比東北還糟。


2015年廣東的外來人口的中位年齡與北京、上海一樣只有33歲左右,由于戶籍人口的中位年齡也只有33歲,因此常住人口的中位年齡只有33.7歲,全國最小。廣東的人口結構最年輕,是因為1980年全國實行一胎化時,習仲勛主政的廣東卻出臺了《廣東省計劃生育條例》,允許生二孩,其中農村的二孩政策一直延續到1998年,使得廣東戶籍人口“額外”多出生了數百萬孩子,給經濟注入了“額外”活力,改變了中國幾十年的區域經濟格局。但是由于廣東在1998年取消了二胎政策,生育率快速下降,今后的人口結構也不容樂觀。


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深圳的兒童比例低,吸引了大量外來年輕勞動力,有利于近期的經濟;但隨著時間推移,年齡結構將由目前的紡錘形變成極為危險的倒三角形。這些大城市生育環境惡劣,民不聊“生”,生育率長期只有0.7,如果繼續吸引外地年輕人,這些人生不起孩子,而相當部分將在此終老,今后將面臨空前的老齡化危機,威脅社會穩定。并且,過多的年輕人流入這些大城市,也會使得全國的生育率低下,將會導致今后全國宏觀經濟的衰退。


年齡結構最好的是廣西、貴州、西藏、云南、江西、河南、安徽等省,兒童比例高,后備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今后老年化危機輕。

假設2015年后人口不再跨省遷徙(事實上仍然會有跨省遷徙的,比如現在的流動人口部分將返回原籍)。各省2015年常住人口年齡結構采納2015年1%人口抽樣調查《各地區分性別、年齡的人口》數據,再用《中國大陸當下人口實證研究》中全國各年齡數據推算各省的各年齡人數。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全國生育率為1.22、1.18,平均是1.20,假設各省未來的生育率也穩定在2000年、2010年普查的平均水平,比如吉林為0.80,廣西為1.67。


20歲-39歲人口占比下降越快,勞動力/老人越小,中位年齡越大,那么經濟活力就越低。2035年20歲以上人口是2015年之前出生的,因此2035年的20歲-39歲人口占全國比例、勞動力/老人是已經確定了的,不受今后生育率影響。


老齡化指數又稱老少比,是指100個兒童(0歲-14歲)對應的老年(65歲及以上)人口數,指數越高說明老齡化程度越深。由于老人和兒童基本都留守原籍,因此老齡化指數比中位年齡更能反映真實的老年化程度。


2015年東北的中位年齡已經超過43歲了,相當于日本2006年的水平。日本2004年-2008年GDP年均只增長1.2%,而遼寧、吉林、黑龍江在2014年-2017年GDP還年均增長2.6%、6.3%、6.0%。原因之一是東北的勞動力/老人在2015年還有6.7,只略低于全國的6.9,而日本在2006年只有3.0了。但是東北的勞動力/老人在快速下降,今后將是全國最低,經濟活力最弱,社保危機最嚴重。沒有人口再生產的一場革命,東北是很難振興的。


從各項人口參數綜合判斷,東北的人口結構最差,其次是華東、華北、華中,最好的是西南、西北。西南比西北有人口規模優勢,自然條件也更好,并且在新的國際貿易體系中,擁有最佳的區位優勢,因此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廣西、云南、貴州的經濟增速將領先全國。加上廣東的人口結構也較好,因此中國經濟中心是往西南轉移。


三大城市群中,粵港澳大灣區人口結構最好,京津冀其次,長三角最差。江蘇的經濟不可能超過廣東,因為戶籍20歲-39歲人口在減少,人口快速老化。人口結構也影響社會心態,廣東最開放,上海次之,東北最保守。全國的人口結構不斷老化,社會心態也將不斷“東北化”。


四川、重慶近年經濟增速領先全國。在新的國際貿易格局下,今后的區位優勢也不錯。但是兩地的生育率長期低于全國,經濟后勁并不足。


全國各地的人口結構差距甚大,應該因“人”施政。東北已經進入了“經濟老年”,需要“養生”:優化經濟結構,力求如日本、德國那樣在惡劣的人口結構下仍能維持經濟的低速增長。德國、日本的經濟之所以相對較好,是因為2016年仍然有28%、27%的勞動力從事工業,實體經濟還堅挺;而法國、英國、希臘只有21%、19%、15%的勞動力從事工業。


東北如果“不服老”,繼續追求速度,會導致經濟結構惡化和數據的水分。老人如果“養生”得當,可能長壽百歲;否則,可能只能活到六七十歲。因此,人口結構惡化,決策需要更為科學、精細才行。東北的生育率在1980年就低于更替水平了,比全國早11年,東北的今日就是全國的明日。全國的人口結構都在快速老化,急需出臺有效的“休養生息”政策,提升生育率。


很多人認為政府的職責是發展經濟。其實在人口結構改善后,經濟也會隨之而增長,這已經被中外歷史反復證明。亞當·斯密認為“國家繁榮最關鍵的因素是其居民數量的增長”。那么對政府來說,還有什么比發展人口更重要的?


為政一方,如果只注重經濟增長而忽略人口發展,將人財兩空,導致區域的長期衰敗;注重人口發展,將人財兩旺。沒有“人口制造業”的振興,就不可能有“物質制造業”的振興。唐太宗等政治家將婚育和人口增長作為考核官吏升降標準,比現在以GDP為主的考核標準合理的多。各省的經濟前景取決于如何引導年輕人生兒育女。


版權所有?撫州市臨川區民間融資管理服務中心有限公司 備案號:贛ICP備14010244號 技術支持:B6910B80D56C3C89F47588F821D3136F.JPG

電話:400-9150-998     0794-8300-998   地址:撫州市南門路888號(名仕家園大門東側)

中央银行 比特币 黄金时时彩软件 欢乐麻将电脑单机版 11选5复式胆拖表 顶呱刮怎么用微信兑奖 新疆时时12月21日 内蒙古时时彩开奖结果今天 福建时时助手 河北时时号码走势图 陕西大乐透11选五走势图 血战到底麻将单机版 北京快乐8贴吧 德国pk10是官方的吗 重庆时时开奖技巧 htcp3com欢腾彩票网页 026期特码王资料 南粤风彩36选7好彩1走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