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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緣何成為“重之中重”
2019-06-06

加快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未來中國金融改革的方向標,標志著中國金融改革的整體思路要從優化金融結構入手,以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

一、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緣何成為金融改革重之中重

當前,金融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正在對中國經濟轉向高質量增長形成制約。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金融業發展迅速,金融規模已位居世界前列。2018年,中國銀行業資產規模全球第一,股票市值和債券余額全球第三,保險業保費收入全球第二。但金融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不僅影響了實體經濟融資的可得性,還造成杠桿高企、監管套利叢生、新興金融無序創新等金融市場亂象,加大了潛在金融風險隱患。當前中國金融體系主要體現為五大結構性失衡。

第一,融資結構不均衡制約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中國融資結構不均衡、宏觀杠桿率偏高的問題長期存在。

一是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不平衡。近年來在去杠桿和嚴監管背景下,社會融資需求集中向銀行轉移,融資結構失衡問題更顯突出。2018年人民幣貸款占社會融資總量的比重達到81.4%,比2015年提高了30個百分點;企業債券和非金融企業股票融資只占社會融資規模的14.8%,遠低于美、歐、日等主要發達經濟體。

二是直接融資中以債權融資為主,股權融資占比低。2018年股權融資占社會融資總量的比例僅為1.9%。

三是債券市場內部也存在不平衡。國債、地方政府債和金融債占比較高,公司債和企業債占比偏低,而針對民營企業、中小微企業、初創企業和一些高速成長階段的高科技企業的高收益債市場基本仍是空白。

第二,金融資源配置不合理難以滿足高質量發展的需求。

從金融資源配置的地區來看,主要集中于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城市地區,而中西部地區、農村地區獲取金融服務的難度較大。發達地區由于經濟發展水平高,金融市場主體多元,金融供給相對充分;欠發達地區由于經濟發展水平低、金融深化不足,導致金融壓抑較重,金融供給明顯不足。

從金融資源配置的領域來看,主要集中于大型企業、基礎設施、房地產等領域,對中小微企業、節能環保、創業創新等領域的支持相對不足。

第三,傳統金融與新型金融各自面臨發展難題。

傳統金融面臨活力不足、轉型艱難的困境。隨著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和人們生產生活方式的巨大變化,傳統金融產品和服務已經越來越難以滿足“隨時、隨地、隨心”的金融需求,適應場景和創新能力顯得不足。

新型金融野蠻發展,有待進一步規范監管。近年來市場上出現“e租寶”事件、校園貸、首付貸、P2P爆雷潮等問題均與此密切相關。這些主要涉及小微和民營企業融資的新興融資方式一方面反映了目前國內融資市場結構的短板與市場需求的不匹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政策對發展迅速的科技金融監管的滯后。

第四,金融機構發展的差異性不足阻礙金融效率的提高。

一方面,大、中、小金融機構差異性不足,多層次、廣覆蓋、有差異的銀行體系尚未建立;另一方面,銀行與非銀行金融機構間發展不平衡。中國金融機構中銀行是主體,非銀行金融機構起步較晚。但近年來,非銀行金融機構發展速度明顯加快,且存在一定程度的無序擴張、發展不規范、治理不完善等問題,部分保險、資管公司的隱藏風險逐步暴露,需要引起警惕。

第五,金融全球服務能力難以滿足我國高水平對外開放新格局的要求。隨著中國進入高水平開放的新階段,對金融業跨境服務和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

二、深刻理解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

與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金融工作的系列講話精神一脈相承,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內涵豐富,是完整的科學體系,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于做好金融工作的深邃思考和系統布局,標志著未來金融工作的重心將從注重“量”的擴張轉向金融供給的優化重組和提質增效,它是新時期金融工作的根本遵循方針。

第一,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解決當前中國金融領域突出問題的戰略指引,本質是通過改革實現金融制度優化和服務效率提升。實體經濟的發展方向決定了金融改革的方向,當前隨著經濟領域改革轉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然要求金融創造與之相匹配的條件。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相呼應,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其在金融領域的根本要求,它是金融發展一般規律與中國金融改革實踐探索相結合的科學部署,是解決當前中國金融領域突出問題的戰略指引。它既包含有指導思想和方法論,又有發展目標、改革重點、實施策略等。

總的來看,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是改革,即通過金融制度的良性變遷,實現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效率的提升。

第二,優化融資結構,構建與五大發展理念相適應的金融體系是重中之重。“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這五大發展理念是未來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方向,但現有的金融供給與新的金融需求之間存在缺位與錯位,構建與五大發展理念相適應的融資體系是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邏輯起點及方向。

第三,構建多層次、廣覆蓋、有差異的銀行體系是實現金融“提質增效”的關鍵環節。經過多年的發展,中國金融資產規模快速增長,形成了以商業銀行為主的多層次、廣覆蓋的金融體系。截止2018年底,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共有法人機構4588家銀行,包括商業銀行、信用社、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信托公司、企業集團財務公司、金融租賃公司、汽車金融公司、村鎮銀行等。

與此同時,銀行競爭格局發生了深刻而復雜的變化:一方面,國有商業銀行占全部銀行業金融機構的資產比重不斷下降,民營資本進入中小銀行、村鎮銀行的廣度和深度均有所提高,銀行體系“廣覆蓋”正在形成。

另一方面,在金融規模快速擴張的同時,也出現了金融機構經營理念類同、經營模式同質、差異化發展不足等問題。房地產、地方融資平臺等領域資金供給相對充分,“三農”、小微企業、民營企業等金融服務覆蓋面和滲透率偏低。考慮到以銀行為主的金融組織結構是中國的基本國情,建立“多層次、廣覆蓋、有差異的銀行體系”是實現金融供給“提質增效”的關鍵環節。核心是增強銀行體系的專業化和差異性,為實體經濟提供更加精準的金融支持。

第四,提高金融雙向開放水平是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中國經濟參與全球化競爭,需要金融業雙向開放。作為實施新一輪高水平開放的重要抓手,擴大金融雙向開放,提高中國金融機構國際化競爭力有利于運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更好地服務于對外開放新格局的構建。

一是深化資本市場的開放廣度與深度。在“滬港通”、“深港通”和“債券通”的基礎上,持續推動資本市場的雙向開放程度,逐步放開或取消境內外投資額度限制,拓展境外機構參與資本市場的主體范圍和規模。除股票、債券市場以外,外匯與銀行間市場也需進一步開放,穩步開拓利率、匯率衍生產品,提高更多風險對沖工具。

二是持續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的審慎開放。堅持循序漸進的原則,立足基本國情、借鑒國際經驗,在風險可控前提下,分階段、有步驟地培育資本市場工具、擴大外國金融機構的參與、放松資本賬戶交易管制。

三是提高金融機構的國際競爭力。中國金融機構的全球化布局、全球化服務能力與綜合競爭力應與企業“走出去”步伐相適應。

四是積極參與全球經濟金融治理,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建立國家金融安全審查機制,健全金融安全網,持續提升人民幣在對外開放中的作用和國際地位,提升在國際金融市場及事務方面的聲音和發言權等。

第五,構建與金融新發展相適應的監管體系,是推動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的根本保障。近年來中國金融監管體系已經發生了重大調整,中國金融監管體系已經由過去“一行三會”轉變為“一委一行兩會”的新體系,以功能監管為主正成為中國監管轉型的重要方向。

總的來看,未來隨著金融體系復雜度、開放度越來越高,市場波動更加頻繁,可預測的和不可預測的風險都將越來越多,這對金融監管體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構建與金融新發展相適應的監管體系既是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需要,也是推動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的根本保障。

第六、在穩增長基礎上防風險,實現“兩不誤、兩促進”。從未來趨勢看,隨著中國金融開放程度的提高以及金融市場的不斷發展,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的風險挑戰將更多更大,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永遠在路上。

預計未來相關各方在防范化解風險過程中,將采取以下政策導向:

一是在處置風險的過程中,要按照金融風險產生來源的不同、影響大小的不同,分類處置,積極引導市場參與的力量,并在發展中逐步化解。

二是管控風險要把握好節奏和力度,防止政策疊加帶來的緊縮效應,以及一刀切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

三是要把握好逆周期政策的度,避免短期強刺激政策成為損害長期發展的風險之源。

三、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的影響

首先,金融服務實體的效率和水平將進一步提升,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有望緩解。

《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單獨將“著力緩解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列為工作任務之一,并提出了一系列具體措施,既包括貨幣信貸投放政策,也包括商業銀行資本補充、商業銀行考核機制完善等,還包括量化的信貸投放指標要求等。隨著政策效果的逐漸顯現,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有望緩解。

其次,資本市場改革可期,資本市場將在中國金融體系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發揮更重要作用。

深化資本市場改革正是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

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明確提出,資本市場在金融運行中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作用,要通過深化改革,打造一個規范、透明、開放、有活力、有韌性的資本市場。

目前,中國正在努力推出科創板并試點注冊制,正是釋放資本市場活力、提升國際競爭力的一項重大工程。可以預見,未來將大力推進資本市場基礎性制度改革,強化優勝劣汰市場機制,真正發揮出資本市場高效的資源配置效力。中國資本市場將迎來新的歷史機遇,步入深化改革發展的新階段。

再次,金融雙向開放水平將進一步提高,給金融發展帶來的新機遇和新挑戰。

近年來,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步伐不斷加快,放寬金融機構外資持股比例上限、放寬QFII和RQFII準入條件等措施釋放了中國金融業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強烈信號。

未來金融開放將進一步推進,這既為金融改革發展提供了新動力,也提出了新挑戰和新要求。一方面,外資進入有利于改變資本市場風格由短線投機向價值投資轉變,外資機構成熟的發展經驗、較強的中間業務能力值得中資機構深入學習,也對國內市場是一個有益的補充。另一方面,金融市場開放將加速風險跨境、跨市場的傳播,給宏觀經濟調控和跨境資金流動管理帶來更多挑戰。

最后,金融監管將更加注重協調一致,有利于商業銀行業務平穩轉型和在發展中解決不良問題。

對銀行業而言,政府防風險思路的新變化,有利于實現理財等業務平穩轉型,也有利于在發展過程中消化不良資產問題。總的來看,考慮到一般制造業企業的經營狀況并不理想、應收賬款周期拉長,2019年部分企業償債壓力將有所加大進而對銀行資產質量形成拖累,但資產質量惡化的壓力遠不及前一輪不良率上升期(2013年至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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